早在明代，成熟期的紫砂茗壶，就已经是贵重之物。明代诗人林古度的《陶宝肖像歌为冯本卿金吾作》诗中写道：“荆溪陶正司陶复，泥沙贵重如珩璜。世间茶具称为首，玩赏楷模在人手。”诗人已将明代紫砂壶说成如宝玉那样珍贵了。

      名家作品价格更高。徐喈凤《重修宜兴县志》写道：“供春制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元味，故名公巨卿、文人墨士，恒不惜重金购之。继如时大彬，益加精巧，价愈腾。”

      徐喈凤只说对供春壶“恒不惜重金购之”，时大彬壶“价愈腾”，价格更飞涨了，那么到底值多少钱呢？周高起在崇祯年间著《阳羡茗壶系》时说：“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可见其时名家壶值黄金10至20两之间，比壶本身的重量大数倍。与此可以相映证的是周澍在《台阳百咏注》里说：“台湾郡中，茗皆自煮，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壶。供春者，吴颐山婢名，制宜兴茶壶者。或作龚春者，误。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笏。”笏，即朝笏，古代大臣朝见皇帝时手中所执之狭长板子，以象牙、玉等制成，记事之用。像一具朝笏这么大的黄金板片，重10至20两应该也有了。

      如果折成铜钱，又是多少呢？明代崇祯年间任宜兴教谕的熊飞，曾作《坐怀苏亭焚北铸炉以陈壶徐壶烹洞山界片歌》。其中有句：“景陵铜鼎半百沽，荆溪瓦注十千余。”按照熊飞的记载，当时徐友泉、陈用卿制的壶，  已值十千文铜钱，即1万文，是汉代景帝时的铜鼎的20倍。

      到了清代，经过战乱，时大彬等明代紫砂壶名家壶所剩更少。以陈维崧《赠高侍读澹人以宜壶二器并系以诗》中诗句来说，就是“百余年来迭兵燹，万宝告竭珠犀贫。皇天劫运有波及，此物亦复遭荆榛”。所以“清狂录事偶弃得，一具尚值三千缗”，偶然保藏有一把时大彬壶，价值三千缗。一缗为一千文，三千缗即300万文。由此可知此时时大彬壶价格已较崇祯年间增值了300倍！收藏名家紫砂陶器的增值潜力可见一斑。

      当然清代壶家的作品，在当时倒不是很贵。据成书于1937年的《阳羡砂壶图考》记：“曼生壶铭多为幕客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为之者。凡自刻铭，刀法道逸，每经傺幕奏刀或代书者，悉署双款，寻常贻人之品，每壶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价三倍。”由此可知，其时普通的紫砂壶，每把值二百四十文，而经过陈鸿寿或其幕僚书铭刻款的，则“价三倍”，也就是七百二十文一把，不足一缗。一把曼生壶的价格，当时只有时大彬壶的0.024%。经过历史检验的大名家壶，与现代壶名家的作品，其价格差异是非常之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