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创新撰文 发表於中华文物学会2011年刊）

 

宜兴紫砂始於明末，盛於有清三代，通过茶文化与文人雅士相互联繫，逐步从茶道用具发展到赏玩精品，进而成為了一种文化载体。茶壶因茶事而生，这是歷来大多数学者都持有的普遍观点，由此说来，壶具的形制也因茶事的演变而对应產生应有的变化。

 

饮茶的方式在明末，出现了“罢造龙团，惟採芽茶以进”（沉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笔记小说大观》15编6册）卷一《列朝》供御茶页3977），弃抹茶、点茶而转变以相似今天的冲泡方法，张源《茶录》中称明人的饮茶法為“泡法”，《投茶》《泡法》一书记载：“投茶有序，毋使其宜。先茶后汤曰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曰中投：先汤后茶，曰上投。春秋中投，夏上投，冬下投。”

 

另外，许次紓（1549－1604）《茶疏》<烹点>中也说到：“未曾汲水，先备茶具，必洁必燥，开口以待。盖或仰放，或置磁盂，勿竟覆之案上，漆气食气，皆能败茶。先握茶手中，俟汤即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覆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盪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顷，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润清滑，馥鬱鼻端。”，这两篇文章都描述晚明的吃茶法与今相去不远。

 

随著茶道的演变，应运而生的宜兴紫砂或朱泥壶，成了明代以后泡茶法的主要用具，壶具的使用也随之由大壶转向小壶的过渡。明人重视宜窑茶具，见於明末文人文震亨（1585－1645年）所著述的《长物志》（1630年前后）：“茶壶以砂者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还有，冯可宾在《岕茶笺》（1645年前后）也说到：“茶壶，窑器為上，又以小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酌，才得其趣。… …壶小则味不涣散，香不耽搁。”虽说晚明即已兴起“自斟自酌”的小壶冲泡，可是在大多数的明代出土实物及同时期绘画上，几乎难觅小壶踪跡。传世所见明末茗壶以大壶居多，如：江苏南京嘉靖十二年（1533年）太监吴经墓的提樑式茶壶、福建漳浦万历四十年工部侍郎卢维楨墓的鼎足盖圆壶等，皆為体量较大的茶器。而且国家文博单位所藏明末早清的茶壶，也几乎难以看到“壶小為贵”的倾向。

 

另一方面，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有提及时大彬是在游娄东后，因“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而张燕昌之《阳羡陶说》：“先府君性嗜茶，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侧有款字，随手合盖举之，能翕其全壶”。

 

这两段文字所提到时大彬有创作小壶。然而，以崇禎二年（1629年）华涵莪墓出土，江苏省锡山市收藏的“大彬款柿蒂纹三足壶”（图1）及柳州市博物馆藏的“大彬款菊瓣瓜棱形壶”（图2）这两件实物為例，虽说是时大彬传世作品中尺寸较小的，但是若以“自斟自酌”的标準来看，似乎还略嫌稍大，还不属於小壶的形制。从上所述，真正意义的宜窑小壶，究竟始於何时，这是颇有值得探讨的。

 

“以小為贵”（体量小於200cc）的茗壶最早出现於何时？几不可考。据目前紫砂学者黄健亮先生的考证，至少在康熙一朝，便有一些精緻的小壶的出现。在德国得累斯顿茨温格宫（Porzellansammlung Zwinger Dresden）所藏的百餘件康熙时期的紫砂器，这是当时的萨克森选帝侯强者奥古斯塔（Augustus the Strong,1670-1733年）数以万计的东亚陶瓷收藏的一部分，其收藏清单最早為1721年（康熙59年）开列，至迟為1727年的购藏记录，这批有断代依据的外销紫砂器中，便有一些属於“功夫茶壶”类型的小壶（图3）。

 

另外，康熙时期外销欧洲贴花风格的紫砂壶，也普遍可见不少体量较小的茗壶，例如“朱泥贴龙凤纹笠帽壶”（图4）及“朱泥贴花六方宫灯壶”（图5），后者壶身还保存著欧洲当地巴罗克风格的包镶装饰工艺，这类欧洲加工装饰手法的茶壶，最早可见丹麦皇家艺术馆（Royal Danish Kunstkammer）所藏的贴花朱泥壶，这种茶壶最迟在1656年已经收入该馆入藏清单。

 

除此之外，笔者还见过一隻“朱泥贴花鹅蛋式小壶” （图6），颇类似晚清流行於日本的“具轮珠”的体式，其壶身的凤形贴饰，与上述图3及图4的凤纹贴花纹饰一致，应被视為不晚於康熙时期的產物。而此壶的容量竟然小於100cc，这个尺寸的功能性甚至连独酌都嫌小，其真正的用途发人深思，值得大家进一步去钻研。

 

对於这类“具轮珠”小壶的由来，在日人奥玄宝《茗壶图录》有载：“近时有一种奇品、邦俗呼曰具轮珠、所谓小圆式、鹅蛋式之类也、形有大小、製有精粗、泥色有朱、有紫、有梨皮、小而精者、曰独茶銚、粗而小者、曰丁稚、而大概无款识、故不详為何人手作、或云不降崇禎、或云不昇乾隆、议论纷紜、未有确乎析众诉者、予窃谓、粉本盖权舆於明代良工、而清人转传临摸(摹)、更逞奇巧、必非一人一手之所能製、盖良工不苟作、若王氏之善画、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妙品所以不多也、兹壶予所传闻、殆将四十品、而目击者过半、但有大同小异耳、其岂悉成於良工之一手耶、或有久匿於巾箱中、而清人新制不容疑者、或有经手泽揩摩、而彷彿明人所造者、似难辨而不难辨、故概论之、恐非明人之製、若彼不降崇禎之言、崇奖过当、而不昇乾隆之说、虽不当亦不远矣、而其為器拙而密、朴而雅、流直而快於注汤、大小适宜有韵致、是所以盛行於世也、请者京阪好事家渴望心醉、一覩兹壶、津津流涎、争购竞求、不惜百金二百金、必获而后已、至曰非获具轮珠者、难与言茗事、於是狡贾乘机射利、价比拱璧、甚有售偽物以欺人者、呜呼好事之弊一至於此、玩物丧志、非言诬也。”奥玄宝对於这类“具轮珠”式小壶的观点，有“粉本盖权舆於明代良工，而清人转传临摸(摹)”这段话，即其认為明末应该就有这类小壶的存在。

 

福建省漳浦县赤岭乡南坑村蓝国威墓出土了一件容量不大的朱泥壶，墓主蓝国威（－1756年）為康熙六十年贡生，轻骑都尉，乾隆23年入葬，随葬物品除了这件茶壶外，还伴有一些康雍瓷器，这件朱泥小壶是目前唯一有绝对纪年墓葬中发现的陈鸣远款紫砂壶（图7）（图8），被视為雍正至乾隆早期的标準器。

 

另一件也在福建漳浦出土的“鸣远款梨形壶”，其底款刻署“壬子仲冬，名人法古”（图9）（图10），据漳浦博物馆王文径馆长的观点，“壬子应為雍正十年”，此二件“鸣远款朱泥壶”同属清初雍乾时期，断代明确的宜兴小壶。除了考古发现之外，乾隆16年（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属的耿特莫森号（The Geldermalsen,又译為南京号），其沉船挖掘物品中，便有一隻梨形的朱泥小壶（图11），刻款“玉香斋”，据黄健亮先生的考证，此壶的造型和款识风格，应為标準的乾隆中期的茗壶，并与不少传世所见的同期朱泥小品的形制、刻工完全一致。由这些资料延伸去考据，我们可以发现乾隆以后茶壶的体量，已经步入小壶盛行的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嘉兴博物馆藏有一件传為张廷济（1768－1848年）旧藏的 “弌滴壶”（图12），此壶的尺寸非常小，堪称微型壶，底款天圆地方式“惠”“孟臣”，虽馆方定其為明代惠孟臣作品，然而笔者从款识风格及形制判断，应是雍乾时期的出品。而与此壶相类似的还有荷兰华人藏家谈德龙先生收藏的同式“陈鸣远款弌滴壶”（图13），这两隻微型壶的发现，同式而不同印款，说明不是陶人即兴而偶一為之的游戏之作，在当时应该有一定的產量面世。而这类做工精緻的宜兴小品壶，恐非用於茶饮，其实际用途真是耐人寻味的。

 

本文以目前有限的材料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仍有许多脉络和衍变尚待后人继续去厘清。这篇短文旨在提出紫砂壶的大小虽与茶事紧密关联，然而其形制发展却相对滞后。从现存的传器及资料发现，部份不合乎当时饮茶方式的壶具，也许还有茶道以外的其他功能及用途，尤其是少量早清微型的具轮珠壶以及一滴壶，似乎已经脱离茶道范畴，进入把玩欣赏的层面。

图1

图2

图4

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