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黄朱泥的前世今生

 

文 / 奇迹

 

 

楔子 

　　2003年初，我在A君的店里见到一批朱泥壶，色呈金黄或橙黄，质地细腻，胎薄，迥异印象中的朱泥品，A君称之金黄朱泥，产自赵庄。由于收缩大，多有瑕疵。2005年5月，在紫砂厂二楼的特艺品销售部，无意间发现桌上一把金黄朱泥《葵得球》，曼妙精美，大为震惊。壶底压一纸条，上有作者姓名、联系手机，当即默记之，这个作者正是陆德祥。 

 

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宜兴高塍人。康熙朝公认的词宗第一人，阳羡派宗师，另有人把他和浙西的朱彝尊，京城的纳兰容若并称为清初词坛三大家。清代学者陈廷焯评价道：“迦陵词沈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若能加以浑厚沉郁，便可突过苏（东坡）辛（弃疾），独步千古。”他的同行蔣景祁这样说：“迦陵者，西王母所使之鸟名也，其羽毛世不可得而见，其文彩世不可得而知。划然啸空，声若鸾凤。”艾治平教授认为：迦陵和李白相仿，都是不平则鸣。追步苏辛并不为苏辛所牢笼，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高干子弟。祖父陈于廷，是明代东林党中坚。父亲陈贞慧，与方以智、侯方域、冒辟疆并称“明末四公子”， 这四人为复社领袖，跟阉党阮大铖斗得你死我活。七零后大抵看过一部电影《桃花扇》，就是以此为故事背景。陈维崧从小聪慧过人，17岁中秀才，社会名流争相与他交往。20岁那年明亡，苦难也从此拉开帷幕，家道中衰，日渐从锦衣肥马的贵公子变成落拓潦倒的穷秀才。34岁实在没办法只好去投奔父亲当年的老战友冒辟疆。在如皋的水绘园客居十年，和一帮子文人学士诗酒唱和，戏梦人生。 

　　之所以如此详尽的介绍陈维崧，是因为他对紫砂的推动不遑于七十年代的罗桂祥，贴个时髦的标签，那叫“紫砂推手”，而且要加个前缀“宗师级”。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汪文柏写了一首《陶器行赠陈鸣远》，其中一句为：我初不识生，阿髯尺素来相通。啥意思呢？我起初不认识陈鸣远，是陈维崧写信介绍认识的。Look，假如没有陈维崧的推荐，也就没有陈鸣远后来在浙江的大紫大红，什么文人学士争相延揽，游踪所至多主名公巨族云云，一切均为泡影。 

　　假如陈鸣远其时声名远播，何以陈维崧从没有在自己的文集或者词作里提及此人？究竟什么原因让他力荐默默无闻的陈鸣远呢？根据我的考证，纯系无心插柳也！ 

　　康熙十七年(1678)，陈维崧由刑部尚书宋德宜举荐到京城，次年天子亲试，入一等翰林院检讨，1682年在京病逝。而汪文柏生于1662年，也就是说，陈维崧去北京的时候汪才15岁，去世时汪19岁，两人年龄相差悬殊，不可能有什么交集。他怎么可能主动写信给汪文柏，并且向他介绍陈鸣远其人？ 

　　纵观陈维崧的下半辈子，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即便入翰林院修编《明史》，也是个穷京官，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宫廷里面人事复杂，文人又多相轻。陈维崧有个同事叫高士奇，能诗善画，精考证鉴赏，深得康熙宠幸。他贪赃受贿遭弹劾，被解职归里。康熙又送人参又送御扇，还写了一首诗：“故人久别已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吟诗每念白云篇。”康熙将臣子称为故人，可见关系是何等殊常，此人大概便是韦小宝之原型，连名字都那么对仗。高士奇知道陈维崧祖上是名门望族，便开口索要紫砂壶，陈维崧早已穷得叮铛响，为了能在翰林院立住脚跟又不能开罪他，只得煞有介事地找出两把朱泥小壶（原文脞二器，脞为小的或细碎的，根据时代背景判断为朱泥小品），并写了一篇《赠高待读澹人以宜壶二器并系以诗》，诗中盛赞大彬壶之名贵，一把值三千两银子（清朝六品官员年俸才45两白银），他说大彬壶市场上纵然有卖也是伪作，这两把小壶虽然不及供春和大彬，也可排在他们之下（中驷），从诗中可推断，陈家以前的确藏有诸多砂壶，不过陈维崧在外漂泊多年，大抵作为礼物送人了。据冒辟疆回忆录：煮茶是董小宛的拿手好戏，他们常常一人一壶，在花前月下细品岕片。这种芥片正是陈维崧诗中提到的碧山岕，产自宜兴、长兴山区。在明清那个时代，喝茶是一件非常高雅的事情，不仅要选择好的伴侣，专门的雅室，还要好天时，心手闲适等诸多讲究，陈维崧能在如皋广受文人名士的欢迎，想必茶叶和紫砂壶也是重要原因。中国人十分讲究礼节，不可能空着手去拜访朋友，前文称他为宗师级的紫砂推手，其自有来，毫不为过。高士奇收到壶后回了一首《宜壶歌答陈其年检讨》，大意如下：宜兴不仅风光好，还产独特的紫砂泥。大彬和供春齐名，壶做得小巧精致可随手携带。你送的两把壶一方一圆非常漂亮可比美玉，须得配上龙井茶虎跑泉或者无锡的天下第二泉金沙寺的碧山岕才相得益彰。高士奇作为一个鉴赏大家，诗句中固然有些夸张，但不难想见这两把壶做得确实精妙。 

　　这一来一往两首诗，正是“宫中艳说大彬壶”一句的出处。那么高士奇收到的两把壶，究竟何人所作？显见此人在当时并无名气，若非如此陈维崧必定会在诗中大加赞颂，不仅我们想知道，有一个叫汪文柏的年轻人比我们更着急。 

　　汪家有三兄弟，大哥汪文桂跟朱彝尊交谊深厚，时有信件往来。二哥汪森，为浙西派创始人之一。此人词风醇雅，酷爱紫砂，作品集就叫《小方壶存稿》，曾协助朱彝尊选编《词综》，关系铁得很。而朱彝尊与陈维崧不仅在康熙十一年(1672)合刻了一本《朱陈村词》，还于同一年考入翰林院为检讨，是老友加同事。这陈维崧和高士奇的一唱一和，经朱彝尊传到汪文柏的耳朵里，自然急不可待地想打听一下制壶人姓甚名谁，于是乎妹儿一封，内容请参考时下粉丝写给偶像的信件，且在信末提出了如下要求：敬爱的陈老师，能否转告您送给高先生的中驷之作何人所制？不甚感谢则个。陈维崧一瞧这粉丝甚有来头，当即回了一函。 

　　接到信件后，汪文柏心情倍儿爽吃嘛嘛香，你看他称陈维崧为阿髯，透着一股子亲热劲，好像跟陈维崧特磁特哥们。于是乎雇了一艘船直奔丁山，找陈鸣远去了。 

 

陈鸣远 

　　关于陈鸣远的生平，书上网上一应俱全，我就不重复剪刀糨糊这种低级工作了。但是，我们可以从有限的资料里，去伪存真，寻找或者归纳出一些历史的本源。 

　　首先考证一下陈鸣远的父亲。《阳羡名陶录》引用康熙《宜兴县志》的话：“陈子畦仿徐最佳，为时所珍，或云即鸣远父”。修志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为什么用或云呢？从这一条我们可以推断，1686年前，陈子畦就不在人世了，因为死人无法对证，而陈鸣远被延请在浙江联系不上（张燕昌在海盐朱琰的樊桐山房见到一壶，款题“丁卯上元为端木先生制”，丁卯即1687），所以便用“有人说”来增加文字的弹性，当然这个有人说肯定是比较靠谱的人，泛泛之辈徐喈凤岂能采纳？我认为吴梅鼎的可能性最大。从两陈的作品风格来看，均仿徐友泉。陈子畦工制壶、杯、瓶、盒诸物，且以“小壶精妙”著称；而陈鸣远也工制壶、杯、瓶、盒，手法在徐（友泉）沈（君用）之间，早年多以朱泥小壶为主。二陈的落款方式也较接近，比如多用图章款等，刻款楷书均有晋唐风格。根据大收藏家龚心剑记述：“蒋时英与其婿陈子畦继侨松江，其设肆之旧品，全归张氏诸房分藏，迄不出售。故百余年来，陈氏（鸣远）器流传绝罕。”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两陈的父子关系。 

　　关于陈鸣远出生的年代，亦有多个版本。刘汝醴、吴山两位老师考证为1662年，我认为值得商榷。按此年份，陈维崧病逝时陈鸣远才19岁，陈在京多年没有回过宜兴，如何结识年幼的陈鸣远并加以举荐？汪文柏居然称赞二十出头的陈鸣远：古来技巧能几人，陈生陈生今绝伦。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即便陈鸣远是一个做壶天才，但是书法需要时间来练习，宜兴县志上说他：所制款识书法，雅健胜于徐沈。故其年虽未老而特为表之。23岁也能叫未老？23岁的书法竟然超过徐友泉、沈子澈？根本说不通嘛！ 

　　1990年福建漳浦县一座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墓葬中出土的朱泥壶，款曰：“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署椭圆形“鸣”、方形“远”阳文篆书印章。另据奥兰田《茗壶图录》记载，日本人通口超古收藏一件朱泥圆壶，底款刻有“丁未杏月，鸣远仿古”八个字，旁有小印两方，圆形的一枚作“鸣”，方形作“远”。从落款印鉴来看，这两把壶应作于同一年代。 

　　清代诗人查慎行有《以陈鸣远旧制莲蕊水盛、梅根笔格为借山和尚七十寿口占二绝句》，此诗作于雍正三年（1725），所谓旧制，古时一般指该作者生前的作品。以此推算：丙午仲夏、丁未杏月分别为1666和1667年。所谓仿古，相当于绘画界的临摹，说明陈鸣远当时比较年轻，技艺尚未成熟。《阳羡茗壶系》就有“规仿名壶曰“临”，比于书画家入门时”之说，据此分析，陈鸣远大约出生于1640至1645年间。 

　　下面来谈谈陈鸣远的作品。九十年代末，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了一次陈鸣远作品展，共展出陈鸣远款识的紫砂器百项，分文玩、博古、茶具、像生四类。难以置信的是，陈鸣远、鸣远、陈鸣远制、隺邨等印章五花八门，光陈鸣远方章就有二十多个版本，令人如坠五里雾中。比如南京博物馆藏《南瓜壶》和上海博物馆藏《题句四足方壶》，两者书法镌刻相似，显然是一个时期的作品，而方章却有明显差异，一个艺人有多枚方章不奇怪，但不可能同一字体同一布局的方章刻上多枚，可见这两把壶要么全部是赝品，要么一真一仿。 

　　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些陶器店和古董商聘请了一批紫砂艺人专门仿制时大彬、陈鸣远的作品。这些艺人主要有裴石民、蒋燕亭、王寅春、顾景舟、蒋蓉等。其中裴石民摹仿陈鸣远几可乱真，人称“陈鸣远第二”。1979年旧金山曹仲英先生曾携《宜兴陶器》前往紫砂一厂，朱可心和蒋蓉当即指出其中多件陈鸣远款铭陶器实为蒋燕亭所制。同年，香港实业家罗桂祥登门拜访蒋蓉，拿出一把陈鸣远调砂《虚扁壶》请她鉴定，蒋蓉一见便觉得眼熟，原来竟是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所仿。顾景舟也曾坦言某些博物馆藏品中所谓的陈鸣远紫砂，其实是他当年的仿品，包括南京博物馆的竹笋水盂，北京故宫博物馆的龙柄凤首壶，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院藏方壶等。 

　　纵观陈鸣远作品的三大藏家，龚心剑、陈克立、庞元济，其砂器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购自上海，上海博物馆藏陈鸣远作品很大一部分是龚心剑后人让与的。其他如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馆藏，主要得自张虹（1890～1968）碧山壶馆，多购自上海；重庆博物馆藏，得自李初梨捐献，李亦购自上海。这不得不令人产生怀疑和联想，目前标示陈鸣远款识的紫砂和当初上海的这批仿品是不是一回事？两者能否划等号？我们眼中的陈鸣远究竟有几分真实？ 

　　为了正本清源，请允许我将镜头闪回。1990年7月福建省漳浦县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蓝国威墓出土的朱泥壶，是目前唯一一件有绝对纪年墓葬出土的陈鸣远作品。与此相印证的是十九世纪日本人通口超古收藏的陈鸣远朱泥圆壶。两把壶不仅泥质相同，年代相连，落款相仿，印章也一致。这应该是陈鸣远最为可信的作品。 

　　汪文柏在《陶器行赠陈鸣远》中有一句：赠我双巵颇殊状，宛似红梅岭头放。意思是赠我两个梅花形状的酒杯惟妙惟肖。红梅则说明泥质为朱泥。 

　　龚心剑当年最得意的陈鸣远藏品即张燕昌在樊桐山房见到的那把《丁卯壶》，还撰写了长文一篇，将该壶的传承一一道来。这是一件流传比较有序的作品，撇开真伪不谈，让我感兴趣的是龚氏提到了泥料：壶质为赵庄山之石骨，黄泥陶之变朱砂色者。光泽鉴人。 

　　从以上几条可以初步确定，陈鸣远早年以朱泥品为主，这跟他的家承也相吻合，陈子畦的撒手锏就是梨皮朱泥。众所周知，朱泥收缩大、易变形开裂，一般艺人唯恐避之不及。陈子畦引入徐友泉发明的熟砂技法，极大地提高了朱泥的成品率。所谓熟砂，就是将石黄泥锻烧，窑温控制在300～800度不等，然后将半熟状态的原矿粉碎成颗粒掺入泥浆，一则增加骨力，二则降低收缩率，颗粒的窑温不同，最终的梨皮效果也不同，端地变化万千。 

 

石黄泥 

　　据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载：石黄泥，出赵庄山，即末触风日之石骨也。陶之乃变朱砂色。这种石黄泥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金黄朱泥。为什么叫石黄泥呢？一是因为它在没有风化以前坚硬如石头，二是它产自黄石与黄石的夹层内，故而得名。一般人认为石黄泥就是红泥，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自古红泥出赵庄，但红泥并非石黄泥，从矿源上来说，赵庄的红泥矿色泽土黄略带绿，石黄泥的色泽比红泥矿要来得黄。两者的差异还在于一个泥性一个砂性，一个烧成收缩大结晶度高敲击声清脆，壶表有温润柔和的朱光，一个烧成收缩小不结晶敲击声沉闷，色枯黯淡不鲜亮。 

　　明崇祯三年（1630），紫砂开始销往欧洲和暹罗（泰国），被称为“红色瓷器”或“朱泥器”，并对西方制壶业产生巨大影响。康熙四十八年，德国人包特格尔在德累斯顿城仿制紫砂壶，并撰有《朱砂瓷》论文。著名的安尼皇后定制银质茶具时，也要求仿照惠孟臣的梨形式。横井阳一《宜兴茶壶给予日本人的形象》一文中谈到：在日本，受到珍爱的宜兴茶壶是明末清初的制品。颜色、泥质——多数为朱泥，泥质十分细腻、精致（厚重华丽）；形状甚小；气质优雅（朴素，耐人寻味），可供玩赏（飘逸）；作者有惠孟臣（明·天启——崇祯）、陈鸣远（清·康熙）、留佩（明末——清）等人。可见当时销往海外的主要是朱泥品。陈维崧、陈鸣远不仅迎合了这一时代潮流，而且将之推广到文人士大夫领域，最终合力造就了朱泥的康乾盛世。 

　　据当地人说，明末清初时期，赵庄曾经叫黄泥赵庄。到了清中期石黄泥产量日渐稀少，才改名为赵庄。翻查史料，清代康熙三十九年（1700）起，宜兴陶器被东印度公司订购，运往泰国、绚甸和印度等国。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宜兴人葛明祥、葛源祥两兄弟烧造的均釉陶和其他窑户烧造的紫砂陶等产品，通过宜兴窑户开设在国内大中城市的陶器行、店，源源不断地销往日本、东南亚以及美洲、欧洲等国际市场。不难发现，是急遽增加的需求造成了石黄泥资源的枯竭，而且当时挖掘设备落后，为了应对市场需求，转而使用川埠、黄龙山嫩红泥等调配泥来替代。所以对比陈鸣远时期的朱泥和清中期以后的朱泥，不管是色泽还是颗粒均有明显差异。 

　　且说汪文柏坐船来到丁山，如愿找到陈鸣远。一番寒喧后，陈鸣远坐定在泥凳前，手中的拍子跟李小龙耍双截棍般上下飞舞，不一会身筒就成型了。陈鸣远随手又捻了一朵梅花，贴了几片竹叶，汪文柏哪里见过这等阵势，眼睛都看直了，佩服的五体投地。对于青春年少的汪文柏来说，丁山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在陈家住了几天看过制壶全程后，又走访了龙窑烧制的现场，随后提出要去看看泥料开采的情况。陈鸣远便租了一辆马车，驶到黄泥赵庄的西山矿区。只见此地山青水秀，十来个村民散落在半山腰，有掘有挑。陈鸣远俯身从地上拣起一小块石黄泥道：“此山盛产嫩泥和石黄泥，缸瓮这些粗陶需要用嫩泥来调和，以增加可塑性。这块石黄泥便是我做朱泥壶的原料。这原料还要经风化、捣碎、澄滤多道工序方能使用。”汪文柏接过来仔细打量，不由生出无限感慨：吁嗟乎，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 

　　行文至此，恐怕有人要问了，这一丸土就是石黄泥的理论依据何在呢？盖因陶土开采有两种方式：一为露天开采，也称明掘。如嫩泥多产于土质山地，泥层离地表不过四五尺，赵庄西山矿就用明掘方法开采。一为坑道开采，也称暗掘。《阳羡茗壶赋》有：凿黄龙，宛掘井兮千寻；攻岩有骨，若入渊兮百仞。两两对照，望文生义，“溪头”显然为前者。再说当年国内外盛行朱泥壶，鸣远又送了他一对朱泥梅花酒杯，对于“平生啫酒兼好奇”的汪文柏而言，去参观朱泥开采更符合逻辑和常理。 

　　到了乾隆朝，朱泥的辉煌达到历史峰值，一方面国富民强，喝茶的人多了，另一方面物流市场逐渐成熟，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鼎蜀山一带，已是“商贾贸易重市，山村宛然都会。” 

　　然而盛宴必散，盛极必衰，有道是流光容易把人抛。太平天国，八国联军，民国，抗战，曾经喧嚣的蠡河沉静了，赵庄似乎也老了。朱泥不再是什么矜贵的珍品，大生产大跃进要的是产量，于是出现了蘸浆朱泥，把做好的紫砂壶放在朱泥浆里蘸一蘸，就像染红鸡蛋，中国人之聪明可见一斑。七十年代末，罗桂祥出现了，他带来的不仅是钞票，还有市场经济，包装炒作，职称名气，然后是赵小蝶，许四海，四大壶王一个个粉墨登场。紫砂不再以壶形、数量来论价，而是以作者和质量来定价。朱泥显得格格不入，成型受限制，收缩大易开裂，成品率低，于是彻底旁落了。既然名门正派不屑一顾，也便破罐子破摔，渐渐和铁红粉、玻璃水、低档商品等名词称兄道弟起来。 

 

尾声 

　　据陆德祥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赵庄西山挖出了最后一批石黄泥，大约20吨左右，某位颇有眼光的台湾壶商一次买走了5吨成品泥，我们目前见到的金黄朱泥都是那一批泥料所制。经过这么些年下来，已所剩无几。 

　　今年2月到7月，我数次去赵庄西山实地考察，历史上盛产嫩泥、红泥、石黄泥的赵庄已经成为过去式，如今只剩下一个大水塘，一条铁路穿山而过。 

　　每次凝视金黄朱泥，我总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普洱茶春秋可以做两茬，年复一年种出来；黄金可以回练；铜铁铝锡可以回收；钻石不烂不碎恒久远；海南黄花梨300年可以成材，但赵庄还能变回黄泥赵庄？金黄朱泥破碎了还能重新做壶吗？真正不可再生的资源就这样廉价地消耗了，一如我们的铂、铟、稀土、焦炭。

　　有一句歌词叫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是啊，曾经傲视珠玉的中华瑰宝，犹如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在雨巷中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