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早期紫砂

清代宜兴陶业进入全盛时期，是紫砂壶艺术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特别是装饰艺术发展到了又一艺术巅峰。手工工场的出现令分工日趋细密，技艺逐渐完善，至清末鼎蜀一带出现“家家做坯，户户务陶”的繁荣景象。清代的紫砂在选料、配色、造型、烧制、题材、纹饰、工具各方面均优于明代。

 

清朝初期，几何形器非常流行，筋纹形器和自然器已发展成熟。

技巧精湛、善于创新的陈鸣远是其中佼佼者，与时大彬并称，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争鸣远碟”之誉。

 

以陈鸣远为代表，其制作的茶具和杂件雅玩，线条清晰，轮廊明显，特别是他塑造的自然形态作品，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其独到之处在于雕塑装饰、款识书法雅健，作品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深受时人喜爱。至今被视为珍藏。其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其艺术超尘脱俗，其作品表现淋漓尽致，精妙绝伦。陈鸣远开创发扬把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书画，山水梅竹的装饰艺术方式引入了紫砂陶壶的制作工艺，助饮茶兴，益人兴致，把壶艺、茶趣融为一体，极大的提高了紫砂壶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在紫砂陶艺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

清中期紫砂

清中叶以后，文人参与紫砂壶的制作，一壶之上集工艺技法之大成，可交替运用书法、诗画、篆刻、雕塑、镂空、镶嵌、泥绘、彩釉、绞泥、掺砂、磨光等技法，因器而异，变化丰富。

文人参与制壶，是清代紫砂壶艺突出的时代特征，且成为清代壶艺的主流，给壶艺发展以极大的推进。

 

嘉庆年间知县陈曼生爱好紫砂壶，精于书法、绘画、篆刻，亦属名家。为振兴陶业，手绘壶式，并邀制壶艺人杨彭年、吴月亭等为他制壶，又邀文人好友为之绘画、刻文，世称“曼生壶”，款“阿曼陀室”，使得紫砂壶成为高雅的陶艺作品。

曼生壶在我国紫砂工艺史上独树一帜、风行一时。《耕砚田斋笔记》：“宜兴素产砂壶，曼生做宰是邑，公余之暇，辨别砂质，创制新样，并自制铭镌句，人称‘曼生壶’。”清代钱咏《履园丛话》卷十二：“近则以陈曼生司马所制为重矣，咸呼之曰‘曼壶’。”清代寂园叟《陶雅》中称誉：“若陈曼生者，本朝一人而已。陈曼生壶，式样较为小巧，所刻书画亦精，壶嘴不淋茶汁，一美也；壶盖转之而紧闭，拈盖而壶不脱落，二美也。”曼生壶无论是内容和形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名震于世。

 

这个时期在壶身题款成为风尚。由艺人杨彭年制作、名家书刻铭文，风格古雅简洁，这类壶的壶底、壶盖、壶身常留下定制者、制作者、刻书画铭文者的名款。宜兴紫砂壶“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由此而盛。

 

清道光、咸丰年间至清末紫砂壶的壶形和装饰，在该阶段愈加变化多端，千姿百态。工艺追求简洁，壶式结果取材于自然的瓜类并配以简单线条，极为精巧。

 

清晚期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其中，邵景南、邵大亨、邵大赦（邵赦大）、邵友廷、申 锡、黄玉麟、何心舟、俞国良被称为“晚清紫砂八大家”。

 

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紫砂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

 

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文具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

 

清末的紫砂雕刻艺术大师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

 

 

还有一位邓奎，字符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 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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